1945年，柏林在战火中几乎摧毁殆尽，幸存的男性寥寥无几，女性数量却大幅超过男性。随着严酷的冬季到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几乎崩溃，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此时，盟军占领当局要求15岁到50岁的女性参与废墟清理与重建，形成了一个集体称谓：“废墟妇女”，虽为名义上的工作，实则在隐含中透露了国家在男性缺失情况下如何恢复人口的紧迫思考。
回顾至1938年，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奖章，鼓励生育，并通过公开的仪式赋予生育以国家的认可。但这项政策背后有着明确的排斥：只有符合“德意志血统”、无遗传疾病的女性才能获奖，而被视为“不合格”的个体则被剔除出生育名单。这样的政策初衷是为了增强“优质”人口的数量与质量。
1945年战争结束后，德国面临着数以万计的“占领军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往往是敌军士兵，母亲可能在暴力与饥饿中被迫怀孕。战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态度极为冷淡，大部分女性选择堕胎，估算在头几年中约有36万例堕胎。这一行为明显反映出在普遍对于人口再生的期待背景下，社会依然在努力阻挡“不受欢迎”的孩子出生。
此时，孕育资格的定义并非医学问题，而是权力的争夺。纳粹时代以种族为标准划分，战后则以“生父身分”作为标准，虽然政策的接受者不同，但对于生育的控制手段依旧未变。对此，西方与东方的生育政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影响着女性的命运与社会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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